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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陷入空前种族矛盾与社会危机

发布日期:2021-06-14 21:14   来源:未知   阅读: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美国历史上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再次泛滥,从明尼苏达和俄亥俄等州的个人持枪在州议会大楼前示威、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海滩的家庭聚集性活动,到华盛顿州西雅图的“国会山独立”运动,以及得克萨斯等州新冠病毒感染者无视各种警告而擅自聚会等形形色色的活动,世界各国在疫情期间看不到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行为,在美国维护个人自由权利的借口下展示得淋漓尽致,这一切无疑加大了美国疫情防控的难度。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美国历史上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再次泛滥,从明尼苏达和俄亥俄等州的个人持枪在州议会大楼前示威、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海滩的家庭聚集性活动,到华盛顿州西雅图的“国会山独立”运动,以及得克萨斯等州新冠病毒感染者无视各种警告而擅自聚会等形形色色的活动,世界各国在疫情期间看不到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行为,在美国维护个人自由权利的借口下展示得淋漓尽致,这一切无疑加大了美国疫情防控的难度。

  ●当下美国的疫情防控、经济形势和种族矛盾引发的社会危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时代美国财富分配两极化背景下社会各种矛盾的剧变。弗洛伊德之死所引发的种族骚乱,不会成为美国种族关系向好的转折点,也许它会使美国政府进行某种形式的改革,但美国政治制度及其内在机制固有的短板,特别是其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的效用有限性使美国无法根本解决种族歧视的痼疾。如果美国政府不吸取历史教训,继续无视黑人隔都的贫困与司法不公正等问题,美国的种族冲突还会爆发。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迅速蔓延全球,其中美国最为引人注目。到8月上旬,美国确诊患者已突破500万人,死亡人数超过15万,两类数据高居全球首位。疫情危机不仅导致美国经济陷入危机,而且,由于美国的政治分裂和非洲裔人士乔治·弗洛伊德被暴力执法窒息死亡而引发了空前的种族与社会危机。

  美国作为全球医疗条件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为何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方面表现不佳?美国总统既可以依据美国宪法对总统的授权做出应对,也可以参考美国历史先例,通过发表宣言,颁布行政命令,敦促国会颁布立法,或协调联邦与地方政府统一行动。然而,根据《华盛顿邮报》对总统从1月19日至3月29日的讲话梳理,特朗普经历了“从随意对待到勉强承认和好斗式动员的转变”。《纽约时报》分析了总统3月9日至4月17日的讲话后,认为他除自吹自擂外,要么夸大自己在应对疫情中的作用,要么推销未经实验的羟氯喹等药品,要么抨击人、媒体。另据“美国卫士”网站在2020年6月28日的评价,自4月白宫停止新冠肺炎疫情的新闻发布会后,特朗普团队日趋分裂,他在压制美国疾控中心发挥作用的同时,加强了疫情防控的政治化。一直到7月下旬,他除了承认美国的疫情在恶化并不再反对民众佩戴口罩外,依旧无所作为。

  美国联邦政府之所以在应对疫情方面趑趄不前,原因之一是一些政客内心深处被20世纪70年代以来主宰美国政坛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所支配。该理论倡导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主张通过市场经济内在竞争机制决定个人和社会的财富分配。某些政客一再表示,应对疫情首先是各州分内之事,佩戴口罩是“个人自由”。2020年2月当有人建议联邦政府向社会下层提供核酸检测的经费援助时,得到的回应是,核酸测试是个人行为,默认了有钱者优先,还说“这就是生活”。显然,“适者生存”是他们应对疫情的政策旨归。

  白宫团队无心应对疫情的另一个要因是他把心思主要放在了总统连任竞选上。联邦政府急于重启经济,并启动总统大选前的造势活动,结果导致佛罗里达、得克萨斯和加州等多地疫情二次暴发。到7月底,美国多州出现确诊人数日均超过7万的新高,这意味着美国疫情防控依然任重道远。

  更重要的是,美国的政治体制及其内在运作机制也不利于疫情的有效防控。由于新冠病毒是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型病毒,它需要全国的统一行动予以应对。可是,从2020年3月至6月,美国国会先后颁布了《支付保护计划与卫生加强法》等立法,其核心是向疫情重灾区的医疗机构、银行、中小企业以及失业者提供资金援助,对于全国协同防控疫情的问题只字未提。在总统无为、国会作壁上观的情况下,各州按照联邦宪法,高度自治,各自为政,甚至在要求个人佩戴口罩的做法上相互龃龉。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美国历史上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再次泛滥,从明尼苏达和俄亥俄等州的个人持枪在州议会大楼前示威、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海滩的家庭聚集性活动,到华盛顿州西雅图的“国会山独立”运动,以及得克萨斯等州新冠病毒感染者无视各种警告而擅自聚会等形形色色的活动,世界各国在疫情期间看不到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行为,在美国维护个人自由权利的借口下展示得淋漓尽致,这一切无疑加大了美国疫情防控的难度。美国著名日裔学者福山因此发文指出,新冠肺炎疫情主要是考验美国两件事情:一是联邦政府执政能力,二是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在这两方面,美国都是不及格的。

  联邦政府疫情治理不力也拖累了美国经济。截至2020年7月,美国经济严重下滑,服务设施、交通、采矿、信息技术及政府部门的就业机会锐减。金融市场收益与国际贸易均遭重挫,失业人口从年初的620万增加到5月份的2050万,社会失业率从3.8%跃至13.0%,是二战以来最高的。在各族群中,非洲裔最高(16%),其次是西班牙裔(15%)和亚洲裔(13.3%),白人最低(9.7%)。女性失业率高于男性,其中非洲裔人士、西班牙裔和亚洲裔女性均高于17%,而白人女性仅为12%。较高的失业率成了美国社会动荡的根源之一。

  2020年5月25日,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一名白人警察暴力执法,造成非洲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死亡。白人警察用膝盖锁喉长达8分钟的媒体画面引起众怒。于是,“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抗议活动迅速演化为骚乱,从明尼阿波利斯向纽约、洛杉矶、华盛顿、亚特兰大及欧洲多国蔓延。与20世纪后期美国城市历次种族骚乱不同的是,今年骚乱期间各地纷纷掀起了反对殖民主义和反对种族主义的“清算历史旧账”运动,发现北美大陆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开国元勋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内战时期的南部邦联总统杰斐逊·戴维斯和南部邦联最高军事指挥官罗伯特·李等历史人物的雕像纷纷被推倒。甚至在英国伦敦和法国巴黎等地也出现相似现象。

  在参加抗议与骚乱的群体中,非洲裔人士居多,也有部分同情非洲裔人士的拉丁美洲裔和白人,其斗争矛头是反对种族主义及其背后的美国社会的不平等。其深刻根源在于:第一,当代美国经济发生了以郊区化为标志的结构性变化,特别是白人和非洲裔中产阶级迁移到山清水秀、环境优美的郊区之后,造成了各地中心城市政治资源和精英文化的“空心化”。第二,在美国经济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体系转变的过程中,适合于非洲裔的就业机会也因大批企业的郊区化而纷纷流失,造成了非洲裔聚居区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脱节,纽约和芝加哥等大都市区的非洲裔隔都(ghetto)的贫困率超过了45%,隔都区面积逾20多平方英里,居民达数百万人。第三,自1980年以来,美国各级政府对非洲裔隔都的资源投入逐渐减少,贫困非洲裔的学历教育、市政服务、社会治安等硬件设施每况愈下,成为当代美国最破败、最危险、最糟糕的区域。隔都非洲裔不仅与郊区中产阶级非洲裔和白人主流社会之间的隔离日益加剧,而且也与附近的白人底层、亚洲裔、西班牙裔等有色种族群体处于隔离的状态。

  对于深陷孤立状态的非洲裔而言,他们不仅面临着长期失业的挑战,而且也因为白人和非洲裔中产阶级带走了马克斯·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因而他们在光阴荏苒中形成了一种仇视主流社会的亚文化,即隔都区的非洲裔人士居民,因所在社区原有的领导力、道德范式、自我约束力和追求上进等人类社会共有的价值观都不复存在。许多青少年自暴自弃,其辍学率、吸食毒品比例、失业率、未婚先育、单亲家庭、福利依赖及犯罪等方面,都是美国各地社区最严重的。隔都非洲裔“对自己的种族感到很自豪,对白人和非洲裔人士中产阶级抱有敌视……对政治制度表现出高度的不信任”。20世纪90年代,《纽约时报》发文指出:“种族主义、性主义、暴力和各种可以想象的无忧无虑的消费主义的泛滥……尤其是青年人以各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方式,沉迷于大众文化中最为消极的方面。”在物质与文化生活的双重压力下,非洲裔隔都的各类社会问题,在正常时期形同“定时炸弹”,危机时期则会演化为种族冲突的“战场”。面对这样的场景,特朗普将部分嗜好暴力的非洲裔称为“国内”,并且在州一级政府并不支持的情况下,派出军队和国民警卫队等联邦武装力量前往各地对游行民众进行。然而,到7月底,西雅图和波特兰等地的骚乱还在持续。

  种族骚乱的持续不仅标志着美国种族之间再现了30年前著名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在《美国的分裂》一书中所说的,因为认同而导致的社会分裂,而且也意味着“政治分裂”作为美国各大网站的热搜词汇,已成为社会各界讨论的焦点。2018年9月13日“美国今日心理学”网站刊文指出,自1990年以来,美国两大政党在种族歧视、外来移民、国际关系和政府援助政策等议题上矛盾重重。在共和党议员约翰·麦凯恩去世后,《华尔街日报》发出了“麦凯恩之死标志着政治妥协艺术的死亡”之哀叹。美国“未来”网站在2020年1月梳理美国学界研究后指出,过去40年来,美国人在意识形态、种族歧视及政党认同等方面出现无法弥合的分裂。不过,美国学者唐纳德·凯特尔(Donald Kettl)在2020年出版的《美国的分裂》中则认为,一部美国史就是一部分裂史。自建国以来,美国联邦与各州以及各州间在医疗保险、教育、公共服务及环境等方面的不平等与分裂均源于美国宪法。更有意思的是,美国“前线网站”(Front Line)最近推出的两集电视剧——《美国的分裂:从奥巴马到特朗普》认为,自2008年以来,美国政党间的裂痕之大,不是一个国家选举了两位截然不同的总统,而是两个国家选举的两位不同的总统。两党为了各自的私利,既没有妥协,也丧失了原则,加剧了美国的社会危机。

  总之,当下美国的疫情防控、经济形势和种族矛盾引发的社会危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时代美国财富分配两极化背景下社会各种矛盾的剧变。弗洛伊德之死所引发的种族骚乱,不会成为美国种族关系向好的转折点,也许它会使美国政府进行某种形式的改革,但美国政治制度及其内在机制固有的短板,特别是其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的效用有限性使美国无法根本解决种族歧视的痼疾。如果美国政府不吸取历史教训,继续无视非洲裔人士隔都的贫困与司法不公正等问题,美国的种族冲突还会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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